曾为躲清剿捧子弹扔粪坑—听“老交通员”回忆革命轶事，追寻南山红色记忆（图）

    在中国波澜壮阔的抗日和解放战争的革命光辉历程中，珠乡合浦这片位于祖国西南边陲的小城，始终与中国的革命事业进程紧密相随。据相关记载，直到1947年5月，合浦中共党员共有1200多名，他们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无私无畏，其中为合浦革命事业牺牲烈士共计671名，为新中国及合浦的解放事业付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留下了革命雄风浩气，万古长存的光芒。

    而公馆，作为合浦县党组织重建与发展较早的合浦革命中心的地区，在当时的合浦中心县委、抗先队、武工队、粤桂边人民解放军二十四团、六万山地委等党组织和武装的建立和发展，革命的种子开始在公馆这片珠乡热土萌芽与成长。截止到1949年解放，公馆共发展党员300多人，抗日与解放战争时期涌现出了范汝超、范先文等数十名革命英烈，为北海及合浦抗日和解放斗争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重温历史，铭记先辈们光荣事迹，2018年7月，我们实地走访了公馆南山红色革命老区，并探访曾在南山从事过地下工作的“交通员”范先榕、范绍坚等两位“老交通员”及革命家属，收集革命战争时期发生在公馆南山及“捷报站”的革命轶事，共同追寻这片革命热土上的红色记忆，铭记与回望那段艰苦岁月中革命先辈们散发出的灿烂光辉。

前排（左）范先榕、（右）范绍坚与走访人员合影。

    在讲述故事前，我们不得不先简单回顾合浦和公馆南山的红色历史。
    1937年，根据当时的广东省委指派，中共党员张进煊、何世权（后改名李英敏）到合浦五中（今公馆中学）工作，以教师身份掩护并开展组建党组织工作。同年9月，何世权经张进煊发展介绍入党。

    1938年9月，何世权、王文崑、黄文楷等率先在廉州建立抗先队，11月建合浦县抗先总队，总部设廉州中学，领导全县的抗先组织。时任国民党一七五师政治部主任林增华为总队长、国民党合浦县党部书记长周胜皋任副总队长，但都属挂名，总队的领导权实际掌握在总队政治部主任李英敏手中，队伍中的骨干都均是共产党人。总队下属的支队有廉州、石康、均安、乾江及合浦东三团抗先队等，其中东三团抗先队队部就曾设合浦五中（今公馆中学）及今公馆南山小学（旧址），也就是如今的公馆南山老区革命纪念馆。

曾在公馆及南山地区从事地下工作及活动的部分中共地下党、革命先驱者照片。

     1939年3月，合浦中心县委在公馆建立区委，当时整个合浦中心县委得到民众的支持与拥护，发展党员超500多名，但由此也引起了国产党当局的担心与怀疑。同年6月，县委书记李世洋等多名中共党员被捕，史称“合浦事件”（儒家巷事件）。为继续发展革命，中共合浦地下党组织决定转移至山区及农村。

    而公馆作为中共合浦地下党早期建立当组织活动及重要发展的地区，也随着中共地下党的转移活动及各农民武装力量组织和斗争，正式展开了一段波澜壮阔的抗日和解放历程，分别涌现出范先琪、范先文、范绍球等为代表的公馆南山优秀革命儿女。

公馆南山地下交通“捷报站”建立

    1940年-1942年，正值抗日时期，经多次考察，对革命事业支持的范绍举家正式成为公馆南山地下交通“捷报站”建站地点。“捷报站”第一任站长为廖明，副站长为范先琪。由于位置特殊，“捷报站”建立后即成为了“接连东西两边革命联络”和情报传递重要枢纽。期间，香山（飞马站）、石子岭、塘面等二十多个交通站、分站和联络点也相继成功建立，各站点之间紧密联系，犹如一张大网，紧密覆盖在公馆南山地区。

“接连东西两边革命联络”情报枢纽—南山“捷报站”

    “捷报站”和众多的分站、联络点成功建立，为在南山开展革命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在南山和大廉山活动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当时中共合浦地下党的众多的军政负责人如陈华、谭俊、陈任生、阮明、卢文、陈真、卢传义、张进煊、朱澜清、陈铭璧、廖世津、朱光、邹贞业、张九匡等一批合浦地下党的革命同志均在公馆南山捷报站受到了“范二十婶”一家的接待与掩护和照顾。

陈华、卢传义、李英敏

     至此，坡禾地“范二十”一家的命运便与“捷报站”及公馆乃至合浦的抗日、解放革命事业进程紧密相连，并在那段艰苦斗争岁月中留下了智缴伪军官枪支、活捉区公所所长、清水煮白菜、为躲避清剿捧着子弹扔粪坑等惊险动人的故事，在公馆南山抗日及解放事业斗争中，书写下了光荣与光辉的一页。

一家五人投身革命

    如今已87岁高龄的范先榕老人目前已四世同堂，虽已近耄耋之年，但仍耳聪目明，行动自如，每天仍坚持外出散步和儿女们交流。获知探访来意后老人非常高兴，一口气便讲起了70多年前发生在南山“捷报站”的多个故事。

范先榕与范维

    范先榕的父亲范绍举是村里的泥水匠，母亲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母亲因丈夫排名二十，故随客家风俗（随夫家姓和排行），在村中被称为“二十婶”。“二十婶”精明能干，是家庭的主心骨，在负责和操持整个家庭的生活中，深切体会到在当时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统治和压迫下，民众生活苦难与艰辛，并对此深恶痛绝。

1985年，合浦县党委和政府向范先榕颁发了光荣证书，

以表彰他在革命事业及武装斗争作出的贡献。

    受革命思想影响，范绍举三个儿子先后投身革命。范先琪（大儿子）在“捷报站”建立之初任副站长，后任站长。被部队调走后，三儿子范先榕接任“捷报站”的负责人。后范先琪经组织安排，从部队回到了南山任“捷报站”站长并兼南山武工队队长。二哥范先忠在全家影响下也参加了武工队。一家人在各个领域分别开展着地下秘密斗争，成为南山老区最坚实的革命堡垒户之一。

“后勤部长”二十婶

    背靠大山，具备有利地形条件，一旦遭遇特殊或紧急情况，便可方便转移是南山“捷报站”的天然优势，所以“捷报站”自建立后便成为了合浦及公馆南山开展抗日斗争的重要的隐蔽点，当时包括合浦及周边的许多中共地下党同志在此开展了一系列的地下斗争和发展革命武装。

捷报站旧址

    精明能干的“二十婶”不仅挑起操持家里生活的重担，也担负起了“捷报站”接待工作，成了“后勤部长”，许多地下党同志由于地下工作需要，经常在“捷报站”进行活动并作短暂停留，一些地下党领导的武装伤员也在“捷报站”养伤，包括了当时中共合浦地下党交通情报总站“飞马站”的负责人，著名的“三八式”女将何醒予就曾在“捷报站”养伤达四十多天。由三间瓦房一间偏房组成的“捷报站”，最多的时住了接近三十多名中共地下党同志，这些同志都得到了“二十婶”的热情接待与照顾，并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三八式”女将何醒予

少年“地下交通员”

    “捷报站”建立不久，由于范先琪被安排到部队任排长，当时仅十六七岁的范先榕接任成为了南山“捷报站”的负责人及传递情报的地下“交通员”，负责周边几个分站与联络点之间情报传递，正式开始了自己的革命旅程。

范先榕老先生回忆往事

    “当时做情报传递存在着极大的危险，因为村里除了有伪乡兵经常巡逻外，还有伪政府军队官员亲戚开设的大烟管，里面抽烟的大烟鬼，时刻关注着村中的地下党活动情况，并偷偷向伪政府告密，以此换取烟钱。”

    “有时候我们传递情报，要借着放牛的时机，将用竹子做成的“牛鞭”削开，然后把情报放进去，有时就放在八角帽中。不过那时年纪尚小，也恰恰成了优势，所以那些年我在从事情报传递期间，多数时都还算有惊无险。”

    初回忆起自己成为“捷报站”地下交通员经历，范老先生仍历历在目。

舍命伏击日寇车队

    除了“捷报站”的故事，在回忆一家的革命历程时，作为家中的兄长及公馆南山从事革命事业的先行者之一，范先琪及其故事成了一直牢记在范老先生心中。尤其是范先琪带领十几名地下农民军舍命伏击日寇车队的故事。
     1944年夏季一天，当时还任“捷报站”站长的范先琪接上级情报，明日将有一队日寇运输车队经过公馆。时值国民党当局正对合浦地区的中共武装进行围剿，战斗力强的部队都均转移至深山进行隐蔽和活动。范先琪立即向当时组建武工队的负责人廖明进行了汇报，两人随即制定了由范先琪带上开办夜校发展的十多名农民地下军和廖明组织的武工队配合，在公馆往白沙方向的大塘进行埋伏狙击。

范先琪

     翌日清晨，范先琪便带领队伍来到伏击地段的一个山头，顶着炎热的天气与饥饿，还有蚊虫叮咬等，终于在下午三点多左右发现日寇车队。但车队开近后，发现日军兵力非情报所估计。日军的三辆卡车除中间一辆运输外，前后两辆卡车上都均有三四十名日寇士兵，车头还架设有机枪。


     人数与装备天差地别，实力悬殊！这样的情况本应撤退，但范先琪又不忍错过这一机会，最终决定舍命冒死打个伏击。他命令队伍瞄准后一齐开火，开完火就撤，不能恋战！当日寇车队进入射击范围时，范先琪一声令下，枪声顿时四起。一梭子弹打完范先琪遂命令队伍撤退，但此时日军架在车顶的机关枪响起并向周围疯狂扫射。更想不到的是这股日军还装备了小钢炮，在炮火和机枪双重火力下，一名战士终因撤退不及牺牲了。

    这一战伏击虽然成功击毙一名日军击伤两人，为作战积累了经验，鼓舞了士气。书籍中还详细记录了范先琪多年后讲述这段战斗经历及牺牲的战士时，仍热泪盈眶及满怀痛惜。他说到，装备落后和情报不详细，所以无法准确得知日寇重兵押送，如果情报再详细一些，装备好一些，那位战士也许不会牺牲了。

清水煮白菜

    除了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艰苦也成了范老先生在回忆“捷报站”斗争岁月中重要记忆。“捷报站”除了传送捷报，还负责接待往来的革命同志，无论白天或深夜。有些或因匆忙转移，有些或因敌情紧急，有时连饭和水都吃喝不上一口就匆匆转移了，当中范老先生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道：清水煮白菜。

范先榕老先生回忆往事。

    犹记一次，当时家中被逼交大哥范先琪的四十担通缉担保粮，由于交不出，家中已被搜掠得一贫如洗，生活过得异常艰难。当时的武功队长廖世津匆匆来到家中，看着只有一人在家的范先榕就问：“家中还有可以吃的么”？
范先榕只好老实回答：“没有了，只有屋外边种的白菜。”
    廖世津回答：“也好啊，先摘一些煮了冲饥。”
    范先榕立即到屋边就刚种下不就的白菜拔了回来，洗净准备下锅时，才发现家中已无油无盐，无奈只好煮了一锅清水白菜。廖世津见后，依然大口地吃着，并对范先榕说笑道：“没关系，这很好，最近你廖叔正上火，清水煮白菜正好降火。”
    这道“清水煮白菜”由此也深深印记了当时只有十六岁时的范先榕脑中，艰苦的岁月中，温饱尚无法充分保障，更别说还要从事更艰险的革命工作。在他眼里，清水煮白菜也许并不好吃，但在廖叔等一些在第一线革命同志，有时能有清水煮白菜吃，对他们来说已经很满足了。

父亲去世大哥只能偷偷潜回家中

    “捷报站”建立之初，父亲范绍举经常利用在外帮人做泥水之便，打探消息。1946年底，合浦独立连（后称“珠江连”），在南山老屋村整编，整编会议就在南山交通情报站——“捷报站”召开。全连整编为三个排和一个手枪队。连长朱伟，指导员钟古，副连长周洪英、廖明，一排排长范先琪、二排排长赖洲、三排排长罗其新、手枪队队长叶逢绍。因范先琪中共特殊身份，又被任命为部队排长。范先榕一家成为了当时国民党当局的重点“监控”对象。国民党当局甚至开出“四十担稻谷”条件作为范先琪的通缉担保，并不定期向父亲范绍举施加压力来逼迫交粮。

范先榕“捷报站”旧址前向走访人员讲述“捷报站”往事。

    由于交不出四十担稻谷，范绍举只得经常外出躲避和藏匿于山中和野外，终日风餐露宿，受尽煎熬。1947年不幸病故。获知父亲去世消息的范先琪连夜秘密潜伏回家中，望着父亲的灵位，终无法饰掩心中悲伤，扑通跪下后失声痛哭。但出于安全考虑，怕哭声太大会惊动村中反动分子而暴露行踪，范先琪刚痛哭一声后就被随行的同志制止并迅速带离了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