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转自《中国经营报》：
新型城镇化思路定调：区域城市群与县改市并举
城市群与“县改市”并举 新型城镇化思路定调
全国城镇化会议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套开”
《中国经营报》记者获悉，2013年12月10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套开专题性的全国城镇化会议，本次会议对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思路做了最终定调，亦即全国不再新建千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而要发展以省会为中心的区域性城市群，同时推进以县、市为基础的就地城镇化。 在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教授看来，我国每个城市都穿着一件“行政的外套”，这件“外套”跟经济、人口、项目、资本、技术等方面的集聚有关，现在这些“外套”对于有些城市显得“身体大、衣服小”，譬如广东佛山和江浙一带的一些地方，对于有些地方又显得“衣服大、身体小”，新型城镇化在推进过程中应该像“鼓包”一样，哪个地方的“包”鼓起来了，就应该发一件相应的“外套”。
城市群：增加人口密度
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延期至12月14日闭幕，4天的会期打破了绝大多数年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3天的惯例。本次会议除了循例“分析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总结2013年经济工作，提出2014年经济工作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之外，首次“套开”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因为这是年内召开该会议的最后时机。
党的十八大将新型城镇化确定为未来10至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此后市场一直在关注城镇化规划的编制和全国城镇化会议的召开。今年上半年，一直有传言称，全国城镇化会议将于年中举行，但经过一年的酝酿，终于在年末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起举行。
对于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的城镇化规划，此前流传出来的版本一直是优先发展城市群。今年6月的相关报道显示，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曾经介绍，在今后的城市群发展中，力求优化提升东部地区的城市群，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群。
曾有消息显示，在我国未来的城镇化格局中，将有5个国家级城市群，除了现有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之外，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亦即“中四角”）将成为新增的两个；而我国的区域性城市群将提升至17个，其中包括人们熟知的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武汉都市圈等，也包括今后将着力打造的哈（尔滨）长（春）城市群、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榆（林）城市群等10个区域性城市群。 以城市群方式推进城镇化进程，得到国内一大批专家学者的支持。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易鹏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解决城市病最好的办法就是建设城市群”。
推进城市群建设的另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群，譬如日本的大东京都市圈、法国的大巴黎都市圈、美国的纽约都市圈等，在整个国家的GDP比重以及人口密度等方面，都比国内的城市群大。一位区域经济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的十大城市群，占国土面积的10%左右，在全国的GDP比重超过2/3，但2/3的全国经济总量只承载了全国人口的1/3，因此建设城市群、提高城市群人口密度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手段。
但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这就意味着，我国的新型城镇化要走的是一条城市群与就地城镇化并举的道路。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就传出国家发改委“回炉”城镇化规划方案的消息，目前该规划已定名为《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就地城镇化：“县改市”重启
《决定》起草组成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表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将不再新建千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而要发展以省会为中心的次区域城市群，推进以县、市为基础的就地城镇化。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也表示，我国新型城镇化应该坚持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对于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应该实施人口、产业、城市功能的疏散，提高综合承载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对于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应该提高集聚规模、增强人口吸纳能力。
统计数据显示，最近5年在我国新增城市人口中，47%由建制镇吸纳，36%由1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吸纳，9%由小于50万人的中小城市吸纳，8%由50万~100万人的大城市吸纳。
虽然目前来看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吸纳人口的能力并不输于5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但是我国小城镇数量减少的趋势让人担忧。《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选择》显示，我国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数量，从2000年的353个减少到2010年的258个，吸纳人口比重则从2000年的18.52%下降到2010年的10.31%。
对此，《决定》明确提出了“完善设市标准，严格审批程序，对具备行政区划调整条件的县可有序改市”。 就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夕的12月5日，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明确表态，民政部正在就“县改市”标准进行调研，将在调研基础上，提出针对1993年制定的设市标准的修改意见，形成和完善新的设市标准。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李力行表示，我国从改革开放以后的1983年开始“县改市”，在井喷期的1994~1997年，共有99个县改市，但在这些案例中，只有6个县在非农人口数量和比重、工业产值总量和比重、财政收入三项主要指标上符合1993年颁布的“县改市”标准，“县改市”没有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因此在1997年被叫停。
历时16年之后，民政部分别于2013年1月和10月，批准吉林扶余、云南弥勒、青海玉树3个县改为市，这标志着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县改市”的重新开闸。
以下内容转自《21世纪经济报道》：
县改市将重新开闸：民政部正修订设市标准
时隔16年之后，“县改市”将重新开闸。
12月5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回答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问时表示，民政部正在就“县改市”标准进行调研，将在此基础上，提出对1993年制定的设市标准的修改意见，形成和完善新的设市标准。
根据相关法规，中国的行政区划管理——包括行政区划调整，责权在国务院，但其管理和办理职能在民政部门。
中国从改革开放后的1983年开始出现“县改市”。由于“县改市”具有相当大的“实惠”——撤县建市后，行政权力有所加强，特别是城市建设的自主权空间较大，还可征收更多的城市建设费，在井喷期的1994年-1996年，共有95个县改市和1个新设县级市。
由于此过程中一度出现盲目跟风，造成一些县级市农村人口比重过大，城郊比例失调等假性城市化问题，“县改市”在1997年被国务院叫停。
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持续升温，重启“县改市”闸门的信号频频传出。而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完善设市标准，严格审批程序，具备行政区划调整条件的县可以有序改市。
“这两个提法可以视为关于行政区划管理工作和改革的两个决策型意见。”李立国说，但在实施上，关键在于具备条件、符合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要完善设市标准。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全国酝酿“撤县设市”的县已达上百个。不过，李立国明确表示，“不是所有的县、也不是多数县能够改市、改区，而是人口密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镇集聚的人口，尤其是非农业人口达到城市化的标准，并且各项经济总量指标达到城市化的程度，才构成撤县设市和撤县改区的条件”。
这意味着在“县改市”闸门重启的同时，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县改区”将受到约束。 “县改市”被叫停后，“县(市)改区”开始激增。尤其是2009年财政部公布《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后，“县改区”犹如一阵疾风从东南沿海刮向内陆。
除了“县改市”、“县改区”，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个别镇的人口和经济激增，“撤镇设市”也成为探讨方向。尤其是今年10月浙江绍兴柯桥镇撤镇设区获国务院批复后，特大镇改市是否成为一种方向，引发广泛联想。
对此，李立国表示，对于人口集聚规模大的特大镇，按照三中全会《决定》的提法，主要还是对他们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支持他们更好地发展。
以下内容转自《第一财经日报》：
中西部力推省管县东部热衷县改区 发展阶段不同所致
对于省管县和县改区两条不同路径，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的选择各有不同。
中西部力推省管县
河南日前印发了《河南省深化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施意见》，提出从明年起，对巩义市、兰考县、汝州市等10个县(市)全面实行由省直接管理县的体制。
其实，早在2011年6月，河南便在巩义等10个县(市)开展了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试点工作启动以来，省直管县发展步伐明显加快。2012年直管县主要经济指标好于一般市管县(市)。今年前9个月，与全省增速相比，10个直管县生产总值高出0.7个百分点。 吉林省政府新闻办也于上月发布消息称，将省内的公主岭、梅河口两个县级市变为“省直管”，正式启动“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当地官员形容说，这将是中国各地“省管县”简政放权最为彻底、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
从去年开始到现在，贵州也先后有40多个县市加入到省财政管县行列，改革后市(州)与所辖省直管县(市、特区)在财政管理体制上相互独立，市(州)不得集中所辖省直管县(市、特区)的收入和财力。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均将直接分配下达到市(州)和县(市、特区)。
贵州省政府参事、贵州省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晓登教授告诉《第一财经日报》，中西部地区热衷于省管县是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需求决定的。作为欠发达地区，中西部很多县域经济仍十分落后，地级市的带动能力也有限，因此破除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的障碍十分关键。“现在很多县都愿意被省直管，因为省一级在资源配置上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不过，不少地方的省管县也面临着很多尴尬。虽然在财政等方面实行了省管县，但由于人事任命等仍然在地市一级，地市一级政府为了维护自己利益，也会在很多方面设卡，因此，对县级政府而言，省里和地市两头不能得罪，两头跑，相当于“一个媳妇两个婆婆”。
为了避免这一问题，河南省发布的改革意见就明确，直管县党委直接受省委领导，向省委负责并报告工作。直管县纪委和党委各部门直接受省纪委和省委对应部门领导或指导。直管县人大常委会直接受省人大常委会指导和监督。直管县政协直接受省政协的指导。直管县群团组织直接受省级群团组织领导或指导。
沿海热衷县改区
与中西部纷纷推动省管县不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则频频在县改区方面做文章。
日前，山东省济宁市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兖州撤市设区；市中区、任城区撤销，设立新的济宁市任城区。
10月以来，推进县改区的地方还有不少。11月初，广东梅州市撤销梅县设梅县区近日正式获批。广东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已有4个县“撤县设区”，包括清远清新、揭阳揭东、潮州市潮安县和梅州市梅县。
浙江绍兴也于10月进行了大幅度的行政区划调整，撤销绍兴县和上虞市，设立柯桥区和上虞区，并将原绍兴县其中三个镇划归主城区越城区管辖。绍兴县区划调整终于盖棺定论，从一区五县(市)变为三区三县(市)。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税根告诉记者，目前杭州下面的临安和富阳改区也正在推进之中。浙江改区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包括杭州在内的地级市主城区面积都比较小，中心城市带动能力不强，例如像湖州与绍兴市区都不如下面的县，市本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协调和带动能力偏弱。
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陈建军认为，沿海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和乡镇经济发展至今，正面临转型升级的阶段。撤县设区也是顺应转型升级发展的需求，因为要吸引人才服务转型升级、形成二三产业协调发展，都离不开城市化平台的支撑，都需要做大做强中心城市。
以浙江为例，作为全国最早实行省管县体制的省份，浙江曾树立了县域经济发展的标杆。从1995年起推行的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目的是保持县级财政政策稳定，避免因分税制带来的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财政分配影响力过大的情况，浙江县份的活力由此喷薄。
但发展至今，在县域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浙江中心城市弱小的弊端也不断凸显。中心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不完善，在集聚高端要素、发展高端产业方面，与广东、江苏存在明显差距。最突出表现是，由于没有良好的城市平台，浙江大量企业外迁，巨额民资外流，出现产业空心化苗头。
实际上，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东部的浙江、江苏、山东等地掀起了县改市的热潮，这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现如今这些地方热衷县(市)改区，同样也是顺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求。 胡晓登认为，东西部在省管县和县改区方面的差异是由两者不同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沿海发达地区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了大中小城市一体化发展的格局，县改区有利于整个区域理顺行政管理体制，实现公共资源配置、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均等化。
不过，陈建军认为，撤县设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一改了之。例如，绍兴市下面的绍兴县，本来就是杭州都市圈的一部分，既受到绍兴市的辐射，也受到杭州的辐射，“左右逢源，对其发展更为有利，这样的县调整就相应要更为慎重。”
以下内容转自《第一财经日报》：
县改区掀热潮省管县更受欢迎
[ 在省管县等政策的冲击下，一些地级市政府担心所属县脱离自己的控制，出于这种目的，就纷纷把下属地县改为区 ]
广东梅州市撤销梅县设梅县区近日正式获批，至此，广东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撤县设区”已有4个县获批，包括清远清新、揭阳揭东、潮州市潮安县，不仅仅广东，浙江等省撤县设区的热潮方兴未艾。
与此同时，吉林省昨日正式启动“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在省管县等政策的冲击下，一些地级市政府担心所属县脱离自己的控制，出于这种目的，就纷纷把下属地县改为区。不过，也有专家认为，是否改区应因地制宜。
撤县设区潮
日前，国务院正式批准同意梅州市撤销梅县，设立梅州市梅县区。新设立的梅县区行政区为原梅县的行政区域，政府驻地不变。这个近代以来曾经走出黄遵宪、叶剑英、侯孝贤等著名人物的客家名县，从此成为梅州市下辖的一个区。
梅州市作为广东省重点建设的四大区域性中心城市之一，是唯一的仅有一个市辖区的城市。去年底，梅江区面积仅有298平方公里，实际建成面积只有35平方公里，是全省地级市中市区面积最小的市之一。城市规模小、承载力低，难以辐射带动1.59万平方公里、517万人口的地区发展。
“梅县本身与梅州市区连在一起，撤并有利于整个城市的发展。”佛山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朱伟坚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区域调整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市场的基础决定性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通过行政调整来配置资源就成了更好的方式。
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中，梅州市提出了打造100万人口的粤闽赣边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此次撤县设区后，梅州市区面积由去年的298平方公里，变为现在的3053平方公里，扩大9倍多。
梅州市的撤县设区也是广东推进粤东西北地区振兴的一个重要举措。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广东在一年左右的时间“撤县设区”，已有4个县获批，包括清远清新、揭阳揭东、潮州市潮安县“撤县设区”，四个县都位于经济落后的东西北地区。
在东西北扩容提质的同时，珠三角的部分县（市）也将可能变为区。广州市下辖的全国百强县增城也面临着改区的可能，广州市市长陈建华在10月份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关于广州黄埔和萝岗两区合并的事情“正在研究之中。”
与广东一样，另一个沿海省份近期以来在县改区方面的动作也不小。目前，国务院作出《关于同意浙江省调整绍兴市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决定撤销绍兴县和上虞市，设立柯桥区和上虞区，并将原绍兴县其中三个镇划归主城区越城区管辖。绍兴县区划调整终于盖棺定论，从一区五县（市）变为三区三县（市）。
今年5月，浙江湖州市下辖的长兴“撤县设区”的动议因为引起当地各界的广泛反弹而作罢。不过，尽管如此，浙江目前撤县设区的热度不减。除了绍兴和湖州，杭州下面的临安和富阳改区也正在推进之中。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税根告诉记者，浙江改区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包括杭州在内的地级市主城区面积都比较小，中心城市的带动能力不强，例如像湖州与绍兴市区都不如下面的县，市本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协调和带动能力偏弱。
胡税根分析称，改革开放后，有些区域发展很快，有些区域发展很慢，区域之间发展十分不均衡。对一个地区来说，市一级承担着解决公共服务和城乡一体化等方面的功能，因此壮大中心城市，也有利于这些功能的发挥。
改区之争
在1997年县改市被冻结之后，十几年来，全国县改市的例子寥寥无几。相反，县改区却方兴未艾。不少国内很多中心大都市都已基本将周围的县（市）改为区。例如，珠三角几个最发达的县如顺德、南海等先后被改为区，苏州的吴江，杭州的萧山、余杭也先后变为区。
“作为一个地级市来说，要建成一个区域的中心城市，必须要有相应的发展空间和一定的规模。只有把县改成区，城市的规模才能比较大。”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说，地级政府扩张地盘有收紧资源的考虑。
吉林省政府新闻办昨日发布消息称，将省内的公主岭、梅河口两个县级市变为“省直管”，正式启动“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当地官员形容说，这将是中国各地“省管县”简政放权最为彻底、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
在省管县等政策的冲击下，一些地级市政府担心所属县脱离自己的控制，出于这种目的，就纷纷把下属地县改为区。
但对县级政府来说，他们更渴望是改市以及省管县，而对县（市）改区则较为抵制，今年5月湖州长兴改区之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05年湖北大冶也因当地群众不满“撤市改区”而作罢。 “因为改成区之后，独立性差了不少。”福建一位县级官员曾对本报表示。牛凤瑞说，县级政府不愿意改区，因为很多权力被取消了，比如说，各个局就变成分局了，相比独立性就小了。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认为，改区意味着县变成了半级政府，一些本来自身经济发展较为突出的县(市)改为区之后，自身的发展动力也随之弱化。他此前曾对本报分析称，像顺德这样的地方，“在改区之前，顺德经济一直领先全国，但后来就不如昆山、江阴等地了。” 不过，朱伟坚则认为，沿海发达地区的县市都有“一改区就好像资源被合并掉了，发展变慢了”之类的说法。但实际上，从一个大区域来讲，改区对资源整合、基础设施、产业布局的调整更为有利。像顺德发展到现在，可利用的土地等各种资源非常有限，因此改区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的调整以及推进珠三角一体化。
牛凤瑞认为，是否改区应该一分为二来看，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将周边的县改区，可以接受主城区的外溢效应，是有利的。但如果主城区太弱，对周围辐射能力不够大，这样的城市还处于一个集化阶段，还要吸收邻近地区的要素，尤其是如果县和地级市离得很远，市带动力量不大，改成区就会揠苗助长。以下内容转自《21世纪经济报道》：
河南对10个县试点全面省直管 人财物将全放权
近日，河南省发布消息称，从2014年1月1日起，对该省10个省管县试点“全面”实行由省直接管理县的体制——在财政省直管的基础上，进一步试水党委体制、人大体制、政协体制、法院和检察院体制、群团体制的省直管。
这份由河南省委、省政府印发的《河南省深化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施意见》(下称“意见”)指出，将试点县(市)全面实行省直接管理，旨在着力解决多头管理、监督不顺、指挥不畅等过渡体制障碍，全面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最终将“推动直管县加快建设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 河南在2011年6月在巩义市、兰考县、汝州市、滑县、长垣县、邓州市、永城市、固始县、鹿邑县、新蔡县等10个县(市)推开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当时改革内容主要集中于省直接管理县财政及扩大试点县(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占斌曾撰文指出，河南的试点为典型的省内单列改革模式，这样的模式面临利益平衡难度增大、体制不顺及干部交流受阻等问题。
而此次河南启动“全面”省直管的重点在于，直管县党委、纪委和党委各部门、直管县人大常委会、直管县政协、直管县群团组织直接受省级相应部门机构的领导或指导。 法院、检察院体制也有调整，设河南省第一、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和河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第二分院，管辖10个试点县(市)，并由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人民检察院直接管理和领导。
河南当地干部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透露，此次改革中，干部领导体制或将有所变化。2011年启动的试点中，试点县(市)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由省委管理，其他干部领导体制不变。而实现全面省直管后，原来由地级市委管理的领导干部将全部由省委管理。 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张占仓对媒体表示，可以说，从明年起，10个试点县(市)在人、财、物上，在管理体制上，已与其所处的省辖市没有关系了。 |
【有后续】合浦县公园路辅路井盖破碎，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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