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亿美元债务如果是个问题,也无非相当于美国1.4万亿财政赤字小数点後的一个“偏差”,更何况迪拜并非孤立无援,而是背倚财大气粗的阿联酋。但是,迪拜的债务事件却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恐慌。投资人风声鹤唳的表现,恐怕并非仅仅为迪拜忧虑,而是因为他们深知:债务及债务的滥用,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首当其冲的经济隐患,而迪拜背後负债累累的全球经济体系,随时有系统性风险一触即发的可能性。
20年前,被称作富国俱乐部的国际经合组织(OECD)平均政府债务水平是各国GDP的59%,当时已被认为是过度负债;2008年,这一比例抬升到79%;今年OECD称,金融海啸迫使各国纷纷出台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政府整体负债水平将跳升到90%,未来债务还可能迅速增加。
那些曾被普遍认为负债不高的国家,如日本,也面临同样甚至更严重的问题。在90年代面临和当前的中国相似的困境,日本推出类似于中国四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期待经济获得新生;但遗憾的是,这些刺激计划没能产生多少预期的实效,除了刺激债务暴增。日本政府目前负债率高达170%,为发达国家之冠。
中国呢?作为持有1.2万亿美元资产,全球驰名的大债主,中国是否没有债务的滥用和债务的困扰?恐怕准确的答案是,中国也在面临类似的难题,只是具有非常独特的“中国特色”:内生性。
于是,当各国政府纷纷积累如山的债务,把明天押宝在负债之上时,一个问题就成为全球投资人心头的梦魇:负债累累的各国政府,一旦事出无奈纷纷模仿迪拜,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何种灾难?
中国人说,“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迪拜只是率先实践。但是它敲响了投资人心中高悬的警钟。
毫无疑问的是,人类绝不会坐视经济末日降临。因此阿联酋和迪拜的其他债权人,也必将对迪拜施以援手。但是,这无助于排除全球性政府债务滥用导致的系统性隐患。迪拜事件会过去,但全球债务滥用的系统性风险不会消失,一旦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这种系统性风险就会再度面临爆发风险。
中金公司在迪拜事件後曾指出,迪拜世界集团最大债权人是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和阿联酋NBD PJSC,阿布扎比主权基金的资产高达3,290亿-8,750亿美元,只要阿布扎比政府伸出援手,迪拜债务危机不难应付。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外管局始终坚持审慎投资原则,未受这次事件影响;中国各大银行也表示,迪拜事件不对他们形成严重冲击。
中国和迪拜的异与同
中国经济是否会受到此次迪拜事件的冲击暂且不提,但不得不指出的是中国和迪拜经济的相似之处:两者都严重依赖于房地产,而房地产发展则主要依赖于负债。
中国和迪拜的不同是,迪拜大兴土木主要依赖于外来债务,连锁反应直接波及的将是其海湾兄弟、欧美盟友;而中国的债务却主要是“内生”债务,房地产一旦出现问题,直接殃及的就是中国国内银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近日表示,中国房地产业已占GDP的6.6%和投资的25%,直接相关产业逾60个,是中国经济的直接命脉。房地产一旦大幅波动,现阶段依靠房地产发展的几十个行业,如钢筋、水泥等等,和那些参与投资房地产的大中型企业都可能遭受无法估量的损失,甚至让中国经济因为大量资金丧失、严重失血而带来实体经济崩溃。
中国的银行监管者两个星期前曾要求银行增加长期资本,中国股市应声而下。为什麽?因为投资者虽然深知中国有12亿消费者构成的庞大市场,但也知道中国在危机後经济奇迹依然“金身不破”和房地产价格继续高歌猛进,恐怕都建立在国有银行的潜在坏账率之上。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金融危机也令中国政府债务猛增,也以内生性位主要特色。2009年中国中央政府财政赤字大幅增加,中央财政国债馀额限额逾6万亿元,中央国债相当于GDP的20%,这一总体幅度仍属可控,但相比2003年已经增长了200%。此外,不容忽视的是,目前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和中央债务对等,也高达6万亿,这些债务都属于有无限责任的有担保债务。伴随扩张性财政政策,目前地方政府积累的债务已相当于过去几年累计的债务总和,外界担心,中国经济地雷可能被地方政府债务偿付的问题触发。
迪拜事件发生後,中国外管局表示,因为坚持审慎投资原则,并为受到此次事件冲击,各大金融机构,建筑公司也纷纷表示均安然无恙。但如果说迪拜问题不会影响中国,恐怕结论下得过于轻易。
即使中国金融机构没有直接投资迪拜世界集团的风险敞口,但中国在2007年就已经成为是阿联酋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迪拜又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最大的出口市场,也是通向该地区的商业关口。距迪拜国际机场12公里处,坐落着中国政府出资兴建,宛如迷你城市的庞大龙型建筑群“龙城”,不仅是全球最大的中国城,更是中国商品在中东,甚至面向非洲的最大聚集地和贸易中心。中东、非洲、南亚,甚至东欧都来此购买中国商品货物。迪拜正日渐成为中国企业投资非洲或者从事非洲贸易的重要跳板,80%从中国出口到迪拜的商品以非洲为目的地。
众所周知,金融海啸後,中国对欧美出口受到严峻打击,而中东和非洲等新兴市场的机遇,使中国出口竞争力有所恢复。
人流、物流、资金流。2006年中国与海湾国家之间的资金流已达到320亿美元。根据KPMG的调查和预测,到2013至2014年,中东国家对中国的投资将占其对外投资的16%,居第三位。中国与中东地区的贸易总量在2005年只有513亿,2010年将会超过1,000亿美元,预期2020年将达到5,000亿美元。
因此,迪拜事件势必对中国的出口、吸引外资等带来一定影响。而影响的大小,仍有待观察後续进展。
迪拜事件无疑会过去,但全球债务滥用的系统性风险不会消失,中国目前房地产市场积累的风险也仍未释放,全球经济仍然在政府全力以赴的债务杠杆撬动下勉力前行,这条钢丝下面并不都是软垫,甚至可能是万丈深渊。到底迪拜、中国和世界经济能否安然度过,没人能预言,因为没人经历过类似的局面,一切恐怕只能拭目以待。 |